米乐中国 m6平台官网李政道，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男，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中国上海市，祖籍江苏苏州。1943至1945年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1950至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53至1960年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0至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4年当选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1984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政道教授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在粒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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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提出“李模型”，对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重要作用。1956年，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翌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正反粒子变换和空间反射联合变换下不守恒问题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70年代以来，在建立与发展孤立子的量子理论、提出反常核态的概念、建立与发展随机格点规范理论、把时间作为分立动力学变量并进而建立分立动力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发表大量科学论文，著有《场论和粒子物理学》等科学专著。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G. Bude奖章（1969）、伽利略奖章（1979）、意大利最高骑士勋章（1986）、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纽约市科学奖（1997）、中国政府友谊奖（1999）、日本旭日重光奖章（2007）等；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2009）、中华文化人物（2015）。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政道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为中国科学教育战略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倡导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和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倡导建立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和建设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促成北京谱仪（BES）、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为我国在世界高能物理前沿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提供了全局指导和倾力帮助。倡导成立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等，推进前沿科学研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青年学者成长，为构建开放型教学科研基地和育人聚才环境争取了政策支持。

　　1979年至1989年，发起并参与组织实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选拔推荐915人赴美深造，造就了一批领军学者和社会栋梁，创设了我国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范式。1985年，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和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持续打造我国科技创新生力军数十万人。1998年，发起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择优培育我国基础科学后备军数千人，成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1941年12月22日，李政道独自离开上海，这一天，离他度过15岁的生日还不足一个月。日寇大举入侵，上海沦陷，李政道平静的学习生活也难以为继，他不得不走上流亡求学的艰辛道路。

　　李政道先是来到浙江嘉兴，在秀州中学学习。不久，因战事蔓延，浙赣告急，他又和两个哥哥宏道、崇道远赴江西赣州，在当地的联合中学继续求学。江西赣州地处赣南山区腹地，虽然生活和学习条件无法和上海相比，但是由于是大后方，远离战乱，相对比较平静，李政道在这里获得了一段宝贵的学习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尤其是他在数理方面的天赋，在这深山僻壤中逐渐得到升华。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出众，学校还特地聘请他担任兼职教师。于是，他在联合中学便轮流扮演两个角色：高中的学生和低年级的数学、物理“先生”。他扮演的两个角色，都得到校方和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开学前一个月左右，他从贵阳来到湄潭，经过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很快，又认识了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教授王淦昌。那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李政道也常去双修寺，束星北、王淦昌，还有其他教授、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李政道也在一边旁听。当时，他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有时候，束星北教授也和他单独谈物理，谈着谈着就忘了时间。夜深了，李政道就睡在双修寺，头上枕着一本Physical Review(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合订本。一开学，李政道便决定转到物理系。

　　在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为先的年代，李政道也打算加入其中，由于中途受伤只得搁浅，随后便进入西南联大进行学习。李政道在大学期间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他的努力也成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契机。1946年，20岁的李政道以优异的表现被破格录取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跟随诺贝尔奖得主费米教授攻读粒子物理博士。196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53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7年李政道先生和杨振宁先生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并被另一位浙大校友吴健雄先生领导的实验所证实，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抗战时期，大西南一些偏僻的山区成为相对平静的“世外桃源”。那个年月，祖国的崇山峻岭像一道道屏障阻挡了日寇的铁蹄，给苦难之中的人民保留了一小片生存之地。在遵义、湄潭，不仅有大批难民，而且汇集了不少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单位。遵、湄地区原来还是贵州比较富庶的市县，由于外来人员陡然增加，物资供不应求，物价自然上涨。搬迁而来的浙江大学，师生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学校办学也只能因陋就简。

　　一年级分部所在的永兴，甚至算不上镇，只是山沟沟里的一个小集市。浙江大学借用当地的“江馆”(江西会馆)和“楚馆”(湖南湖北会馆)作为教学场所，同时租用了几座祠堂和民宅，作实验室和教师、学生的宿舍。李政道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三年的逃难求学生涯，已经锤炼了他面对艰难困苦的勇气和毅力。生活艰苦倒不怕，他最头痛的还是宿舍和教室过于拥挤，光线又差，自修很不方便。

　　这一日，他从集市上走过，经过一座茶楼门前时，被里面说书的声音吸引住了，于是便进去，像那些当地的茶客一样，买了一杯茶，倚窗而坐，一会儿听听说书的故事，一会儿翻翻随身带着的杂志。李政道发现，其实这茶馆里还有好几个浙大的学生，有两个他还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在窗口或者门边，借着屋外照进的光线聚精会神地看书。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李政道想。从此以后，李政道和同学们便成了茶楼的常客。

　　那时候山乡集市中的茶楼，客人主要是来赶集的乡亲，他们卖了瓜菜果蔬，买了农具和日用品，就到茶楼来，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泡到中午时分再回去。茶楼的规矩是只要你买一杯茶，喝到什么时候店家都不能赶你走，还要一直为你续水。浙大的学生走进茶楼，常常一坐就是整整一天，埋头看书或者做习题。店老板开始还有些不高兴，给学生白眼，后来看他们远离亲人来这深山中求学也不容易，便生了同情之心；再后来，见这些学生娃讲道理，有礼貌，有时还帮店主人干点活儿，就有了好感。有时候李政道或者其他常来的学生来迟了，店主和茶客们还会特意关照：“你们把靠窗口的位置给我留着，浙大的学生待会儿要来的。”

　　“我在浙大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里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茶馆再闹也不管。”

　　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月，李政道就在那座古旧的茶楼中，在说书艺人抑扬顿挫的描述声和茶客们的说笑声中，潜心于物理学深邃玄秘的时空，为今后细推物理积蓄了必不可少的能量。

　　1979年3月21日，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与夫人秦惠莙来到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北京）讲课。讲课内容主要与高能物理有关。在研究生院讲学时，李政道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希望让他们留学接受进一步的训练，便请求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为这些学生出一份进入该系研究生院标准的试题。这成为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的起点。为了争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4月15日，李政道与谈话时也讨论派遣高能物理研究人员出国学习的问题。

　　来华之前，李政道就提出要到少年班参观。考虑到在少年班的后续行程可能会影响到课程进度，他决定利用周末的时间提前进行讲授。终于在4月20日，李政道第一次来到中国科大合肥本部的校园，见到了少年班师生。此时距离他提出“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选拔培养”已经过去了五年。李政道对这些少年们的成长十分关心，为他们的提出了许多意见，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

　　在这短短的一周内，CUSPEA、高能物理以及少年班这三个80年代初的工作均被李政道涉及。如果称这些功绩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这一周在中国物理史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李政道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学问，学问，要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我们有些同学很用功，整天读背现成的答案，这种只会背别人答案的“只学答”，短时间能勉强记住，应付考试，但不能增强自己的学问。做学问，一定要学会“问”，自己能提问题，再经过自己的思考想问题，自己求得答案。这才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才能真正掌握学问，增长学问。

　　李政道说，提问，想问，解问，答问的本领要努力培养。我要学会“问”，一是要充分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对一个科学工作者说来，好奇心可以使他对宇宙万象及变化产生浓厚兴趣，可以吸引他去发现问题，探究奥秘。记得1946年，我和朱光亚先生等同船赴美留学，在船舱里，我手中的一支别针失手掉到地板上，后来又滚到地上的一张纸上，我感到很好奇，就琢磨起来，是什么力量让它从地上滚到稍高的纸片上呢？是舱板移动，还是掉下的自由落体作用力呢？我反复琢磨，并用微积分、物理学原理去计算别针掉落滚动的运行轨迹，测算它的各种力学数据，琢磨了好几天，还同朱光亚先生一起讨论。通过琢磨这个问题，我的数学、物理等知识和解题能力有了提高。培养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我们想问题、解问题很有帮助。想象力是思维的翅膀，可以扩充我们的思想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再从中分析、比较，就可以帮助我们从纷繁的思绪中，逐步理出思想脉络，找到解题的方法。

　　李政道说，想问题必须要有科学精神。我们提倡多问、多想，不是随心所欲或离奇荒谬的乱想，而是要以科学原则为指导提有意义的问题。从事科学研究，总是从已知探究未知，获得新知。提问题，想问题，要从现有科学基础出发，用现有科学知识规律去解析、探究、论证，去寻找新的结论，当然，在做学问或研究中，有些问题也可能是完全合理、有意义的，但一时确实难以求得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还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程度，或现有科学规律还难以解答、论证，这就需要我们有长期奋斗的准备，例如现在物理学界正在热议的暗物质、暗能量等问题，目前还难以解释、判断，但是，我们相信科学家们坚持长期进行研究，会逐步取得突破。

　　“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在浙大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校庆之际，李政道教授都发来了越洋贺信，生动展示了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求是情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编辑 朱洪蕾 综合 、浙江大学、浙江日报、新华社、贵州政协报、中科院物理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