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示疾病的奥秘，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他一生做了上千例尸体解剖。临终前，他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为医学科学做出最后的贡献。他就是国家一级教授，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谷镜汧。1968年7月19日，他因病逝世，享年72岁。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1896年，谷镜汧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贫苦家庭。童年时，他失去了父亲，依靠亲友的资助完成了基础教育。他先后在青岛德语专科学校和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学习，开启了医学之旅。

　　1922年，谷镜汧在同乡的资助下，远赴德国海岱山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深造。在异国他乡，他在勤工俭学的艰苦环境中，专注于尸体解剖研究。这段经历，被他形容为“我的苦工时代，也是我的黄金时代”。通过大量的尸检工作，他初窥病理学研究的门径，发表了《肠道先天性梅毒》等多篇论文，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27年，学成回国的谷镜汧到上海医学院任教。抱着“认真办好医学院，教授出更多的好医生，才能早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的坚定信念，他与上海医学院休戚与共。从那以后，他的一生都与这所学院紧密相连，从未离开。

　　病理学是一门基础医学学科，主要研究人体疾病发生的原因、机制、发展规律以及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代谢变化和病变转归等内容，在医学领域不可或缺。而尸体病理解剖又在病理学研究中至关重要。尸体解剖所积累的丰富人体病理材料，可以为医学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研究样本。可以说，没有尸体解剖，就没有病理学科的诞生。

　　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及“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大部分死者家属都不同意进行解剖。为了取得死者家属的同意，谷镜汧不惜为死者“披麻戴孝”，展现出极大的尊重和诚意。

　　在尸体剖检领域，谷镜汧身体力行，开国内风气之先。1955年，他在《大众医学》上立下“解剖志愿书”，表明自己愿意以身作则，死后也会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他是我国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

　　为了扩大影响范围，他在报刊上多次撰写文章，呼吁重视尸检工作，发起签名活动，促进社会知名人士志愿捐献遗体，重视和推动遗体捐献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上海医学院的尸检工作从未停顿，为临床、教学、科研积累了宝贵资料，还提供了珍贵的病理标本。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病理学学科的发展，也提升了上海医学院在医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上海医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拥有了亚洲第一、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

　　谷镜汧的一生是对医学科学无限热爱和无私奉献的生动体现。他不仅在生前完成了逾千例的病理解剖，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的遗体也奉献给了医学研究，让自己的身体成为未来医学进步的基石。

　　谷镜汧在病理解剖领域的成就，离不开他对每一例尸检都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深知每一具遗体都是医学研究的宝贵资源，因此总是以最大的敬意和最小的损伤进行解剖，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对逝者的尊重。

　　每次尸检时，他都仔细观察研究，取出必要的病变组织器官，以备制作切片供后续研究之用，手术完成后，常和技术人员一起精心修复缝合，保持死者的完好外形。他说：“死者为科学奉献了一切，为后人造福，我们应以人道主义相待。”

　　在尸检中，谷镜汧强调检查务必周密，观察必须细致、到位。他指出：“虽然许多病变从大体上说是相同或相似的，但各例与各例之间又有不同之处，要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其可能的发展、后果……这样把死的标本就看活了，思路也随之开阔了。”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细致的观察力，使他的病理学研究成果丰硕，为实践中的疾病防治提供了有力支持。

　　谷镜汧倡导科学研究应植根于我国国情之中，重点研究那些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20世纪50年代，面对江南地区肆虐的血吸虫病，他从尸检资料中抽丝剥茧，整理和分析了超过百例的血吸虫病病理标本，对血吸虫病病理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他还与中山医院肺科教研室主任、著名肺科学家吴绍青合作，对肺结核病的多个关键领域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探索，为控制结核病的传播，降低结核病的发病率、提高治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形态学进行研究，他们明确了肝炎引起肝硬化导致肝癌的证据。

　　1968年7月，谷镜汧逝世。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自己的诺言，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查找病变和病因，还嘱咐解剖时要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等关键部位。

　　生命的存在远不止一种形式。生前，他如同一位手持柳叶刀的勇士，不懈探索医学的真理。而当生命的帷幕缓缓落下，他却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自己的存在，继续在医学科学的天空中闪耀，将执着无私的精神留在了人们的心中。米乐中国 m6平台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