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 M6米乐米乐 M6米乐很多时候，说到大学，会把大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说大学应该注重什么，其实不然，要把学校从雇主的角度理解，很多事情就会更清楚。

　　诚然，大学和企业不一样，追求的不仅仅是钱，但是大学是自有其追求的。因为大学之间面临着激烈的同行竞争，这个竞争体现在生源，科研经费，优秀雇员等方方面面。大学之间竞争的是什么呢？是『影响力』。有影响力就有好的生源，有国家的扶持，有企业的赞助，有优秀的教职工加入，影响力对一个大学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单单提影响力太虚了，所以大学需要用某些具体的KPI指标来度量员工为自己创造的影响力，来决定教工是否能留下，升职等等。这就是科研和教学两个方面的考核了。为什么现在大学普遍看重科研大于教学？因为科研的影响力是「Global」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优秀期刊上，全世界都能看到，都能引用，学校的名字，研究者的名字会永远的被记下来，成为人类知识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学校的地址也会在研究者的联系方式里，被其他人看到。

　　但是教学的影响力是「Local」的，受限于教学的形式，一个专业课，老师教的特别好，受益的不过每年十几，几十个人；一个大课，教的再好，一年也就几百人受益，这种课出了课堂，出了学校，还能有多少影响力呢？对于具体某一个学生来说，可能某一门课老师教的好与不好，对上课的效用影响很大，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点影响力太微小了。

　　基于以上原因，随着大学之间竞争的白热化，大多数学校都会把科研压在教学之上是大趋势。我们可以说的很理想，说教学科研对教授来说一体两面，可以相得益彰等等，但是具体到现实中来，两者还是有互相抢时间的一面的。而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学校会偏向哪一边自然不问可知。

　　其实现在网络化教育，是给了教学很好的教职工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开设的网络课程成为学校著名的招牌MOOC，累积听众几十上百万，这个时候该教工所创造的『影响力』就不能够被忽略了，学校如果再要赶人，也要掂量掂量代价。

　　结论：如果还没拿到终身教职，那么在保证一定教学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最大化科研。如果已经上岸了，那么可以考虑两者结合甚至突出教学。

　　现实：没有科研成果，就无法存活。必要的时候，必然地牺牲教学。这里不做价值判断，因为活得过今天，才能畅想未来。

　　结论：大学教师也只是肉体凡胎。少部分已经上岸了的老师，可以努力结合两者。许多还没上岸的老师，还在想着怎么上岸。

　　有些话可能比较刺耳，但各位同学且听着。Bocconi有项研究发现学生打分越低，他们后来其实学到的越多。回想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着迷于一些有名的讲师。现在回想起来，不少也只不过是个大娱乐家(entertainer)。好玩的段子很多，但我实际学到的硬通货并不多。倒是一些朴实无华的老师，虽然当时让我有点咬牙焦虑，却实实在在地让我学了些东西。如果有老师愿意以教学为主，其实是个特别难评估的事。多讲讲段子，多给作业放放水，多跟学生聊天，多请学生吃饭，这些技巧都可以在不帮助学生真正提高的基础上，增加教学好评度。相对来说，科研的评估科研稍微客观那么一点。所以许多学校会要求“教学别太差，科研给我往上冲”。

　　至于说，为何大家都奔科研而非教学？这个话题很大，只提一点：大学教育是种体验产品，而且拼的是地位。学界的游戏规则是，顶刊发表决定地位。所以即使书教得差，但学校排名够高，对学生也还是创造了价值。超一流大学，操控着游戏规则，他们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哪些是顶刊以及顶刊的发表规则，所以反而可以稍微游离出这个规则，多注重教学。越是想奔一流的大学/国家，科研和教学的矛盾就愈发激烈。许多公立大学，因为重要的资源需要国家分配，所以冲排名就至关重要。而某些本土的商学院，却可以专心教学，因为它们的收入大部分是学生的学费。总的来说，谁给资源多，谁定规则的比重就大。

　　我大学时很痛心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抛开知识难度，大部分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比中学教师差两档，部分大学教师比中学教师差三档。中学教育工作者对课程设计，知识点的引入，如何巩固练习都有深入的研究，努力让大部分学生都能听懂并且掌握知识点。而很多大学教师对教学设计的时间投入非常低，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科研。很多老师的课可以用那句经典的话来评论：“无可救药的科学性，适合把知识传授给已经掌握它的人，然后把其他人通通吓跑。”

　　后来某一天我被一个学霸虐了之后突然顿悟:目前的大学教育现状，尤其对于物理专业，其实是很有效的筛选机制——无论是量子力学还是电动力学，场论还是广义相对论，如果不能自学学懂（有好的教材）还需要听老师讲课的话，趁早告别科研算了。科研界不需要太多人。

　　这种教学和科研的区分和对比是有点误导性的，因为它默认两者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我觉得教学科研是非常互补的事情，实际上有经验的老师也会有感觉，很多好的研究想法来自教学（可以是准备过程，讲述过程，师生互动过程）。

　　反过来，教育，只要你认可教育不光是念念课本，就一定需要一线的研究经验。这样老师才能真的知道课本上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来的，又会像何处去，有什么隐藏的缺陷。毕竟，高等教育不是简简单单的传递知识而已，它要传授的按说应该是方法论，价值观，一门学科的来龙去脉。

　　当然，万事万物都有例外，也真有完全不做研究的人写出特别好的教科书，这里就不讨论了。

　　国内大学切割教学和科研岗位的尝试是非常可笑的，其隐含逻辑是高等教育和老师的工具化（有的人负责上课给学生灌输知识，有的人负责做研究发文章给领导长脸）。

　　“我在康奈尔和上海交大为大一新生讲授同样的课程。我发现上海交大的大一新生要比美国顶尖大学的更好。

　　但4年后，我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1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上海交大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发表《开放科学：科学传播与人才培养》的演讲。

　　中国人才数量比美国多，但美国在研究型博士学位（phd）项目方面比中国强，原因在于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

　　目前中国的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把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现在中国高质量的本科生数量远远无法达到社会需求，应该更关注如何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现年82岁的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是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算法大师。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

　　2011年，他加盟上海交通大学，亲自开展课程设计，招聘人才，并给本科生授课。今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以其命名的计算机“约翰班”。

　　作为深耕中国10年的美国人，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见解。早些时候，他曾接受媒体专访，详细指出中国教育现状并提出意见。

　　我从1964年开始给本科生授课，至今已经50多年了。我喜欢教学和科研，这是我至今还没有退休的原因。康奈尔大学的退休计划非常完善，我的工资不会因退休而降低。但是，如果退休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阶段都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师。他们真心希望我能获得成功。他们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也希望能对其他人产生这样的影响。我真正参与中国的教育工作是在大约十年前。当时，中国教育部让我帮助他们提升大学教育水平。我和150名教师一起工作，尝试提高他们的教学技能。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没什么效果，就建议取消了这个项目。

　　随后，上海交大的校长找到了我。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与上海交大合作，帮助他们招聘教师，提高教育质量。

　　但4年后被斯坦福毕业生超越我之前曾在大约15个不同的国家工作，以改善当地教育，包括巴西、智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印度等。在这些国家，我帮助了一些学生和教师，但很难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

　　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政府高层想要改善教育，否则你是无能为力的。在中国，国家总理都将改善本科教育作为首要目标之一。所以在这里，我的工作有机会得到回报。

　　我曾经带30个中国学生到美国待了一个月。他们中的一半人立即接受了美国的理念，开始好奇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但另外一半人仍会问我：“今天我该做些什么？”

　　我在康奈尔和上海交大为大一新生讲授同样的课程。我发现上海交大的大一新生要比美国顶尖大学的更好。

　　我认为原因在于，美国有很多不错的大学，美国的人才分散在这些学校中，而在中国，最好的学生都集中在所谓的C9高校里。因此，中国顶尖大学的新生比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或康奈尔大学的新生更优秀。

　　但4年后，我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过去20年里，中国的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学教师也从30万增加到100万。而问题是，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教员的？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留在美国。

　　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高校不能提供他们想要的环境，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太大，很多年轻教员不得不为资深教师工作。这不是一个教育学生或者做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

　　在上海交大，我负责招聘计算机科学的教师。我无法改变整个学校的环境，但学校愿意为我招聘来的教师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结果也很好，我已经从美国招回了20名教员，我们很快还会再招10人左右。

　　如果我们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那么我们聘用教员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成果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希望这个人可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活跃。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有创造力的人，他要能不断学习、保持活跃。

　　在中国，评价高校教师和校长的标准应该改变。对于高校，提高学校的国际排名是一个错误的目标，因为这些排名都是基于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的。我们应该用本科教育质量来评价高校，而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和发表论文的数量。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美国有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开展应用研究来实现某个具体的社会目标，公司和研究机构可以雇到人才，来进行应用研究。而大学是不参与应用研究的。

　　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把应用研究从学校转移到了这个独立的机构中。出于同样的目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林肯实验室。

　　但在中国，高校仍然需要为应用研究提供帮助。许多资深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问题是，应用研究可能干扰教育。

　　如果一名导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在开公司，那么当学生面临着做基础研究还是为公司工作的选择时，导师很可能会要求他们为公司工作。这是一种不应当被允许的利益冲突。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变。当中国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时，应用研究就应该搬出大学。

　　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基础研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完成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而是因为它们希望被资助的教师能培养出下一代的人才。教师们可以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的课题。事实上，这是美国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随机方向上进行研究，偶尔在某个方向上，会有人做出足以创造一个全新行业的成果，从而为社会提供数百万的工作岗位，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在上海交大，我担任John Hopcroft计算机科学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没有学生，它负责为计算机科学系和其他相关项目聘用教师。我们已经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很多毕业生已经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希望在最后，我们可以提升整个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系的水平。这些精英班的教学水平是和美国顶尖大学相当的，它们正在培养出世界级水平的学生。但是，每个这样的班级通常只有25到30名学生，所以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必须拓展精英班，最终提高对所有学生的教学水平。中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学生，如果能把精英班扩大到所有人，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顶尖高校之列。我认为一旦改进本科教学，培养出更好的本科生，那么研究生的质量就会随之提高，研究生教育也会自动改善。但这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

　　目前中国社会对计算机科学人才的需求远远大于国家目前的设定的大学计算机专业招生计划。因为国家不允许计算机学院扩大规模，所以许多高校会在计算机学院之外，创建人工智能（AI）、系统科学等其他院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一个院系可以决定自己的规模。康奈尔大学有60个系，但有多达10%的学生都是计算机学院的。学生们会用脚投票。

　　在全球信息革命的浪潮下，我们需要很多主修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创建其他实际上还是基于计算机科学的新院系并不明智。不过，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包括很多不同专业的大的计算机科学学院。

　　理论上讲，我不认为本科生做研究是一种好的经历。我不鼓励他们这样做，除非他们想要继续深造，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么他们最好发表过论文。但这是不幸的。

　　如果我们允许学生进入一个大的学院，可以是工程学院，或者艺术和科学学院，允许他们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弄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在一些学院这么做，但还没有发展到整个大学。

　　在美国，学生不必上那么多的课。他们可以只选修相对较少的课程，我也鼓励他们这样做。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学生们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多学一些课程。

　　事实上，我不认为上更多的课、经常熬夜就意味着他们能学得更多。我认为，如果他们少选一些课程，但是可以充分复习、充分领会课程的内容，反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那么重的课程，就可以更好地享受大学生活。

　　或主动，或被动，美国和中国学生都选修了很多课程。我不确定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多元化对于大学非常重要。在吸引留学生方面，中国高校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问题，中国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都是用中文授课的，大多数学生也是用中文互相交流，这会给外国学生带来困难。

　　但现在已经有商业化的翻译设备，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外国学生可能会感到孤独。我们应该建立一些项目，帮助他们与中国学生彼此接触。

　　在招生方面，你们或许可以联系其他国家的教育部，请他们帮忙，因为很多国家都是愿意把学生送到中国来的。在最开始的几年，要吸引外国学生可能很难。

　　但是一旦有最初的一批学生来了，他们就会通过互联网把相关的情况传回自己的国家，在这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当地学生了解中国，愿意来中国留学。如果能做好国际化，中国大学的水平一定会大大提高。

　　好老师最重要的标志，是他/她是否关心学生的成功，而不在于他/她掌握多少知识，或者多么擅长讲课。

　　我刚刚提到，我遇到了非常关心我的成功的老师。我上的是天主教小学，那里的老师们只有高中毕业，他们加入教会学校，是因为他们真的想帮助学生，而他们没有大学学位这件事其实根本不重要。他们想帮助我学习。他们希望我能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这是你能去评价的最重要的东西。在我看来，教师的使命就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所以有大学教师不去教书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在美国，我们不会允许这样做。正如我提到的，我们应该逐步把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移出高校。

　　我们首先要对老师授课进行评价。我们选的都是基础专业课，而不是小班课程。然后我们派评委去听课，对于每一门课程，会有两位评委去听两节不同的课，并进行打分。他们会针对教师是否熟悉讲义，讲义是否涵盖最新进展，教师是否与学生互动，以及有多少学生在听讲、有多少学生在玩手机等方面进行打分。最后，我们会选出最好的老师，并给他们颁奖。

　　2018年，我们只评价了9所顶尖高校的课程。2019年，这个计划将扩展到约50所高校，并且奖励50名教师。有很多人参与了这个项目，我们正准备建立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运作它。

　　事实上，我已经获得了政府的许可，来对中国50所顶尖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育进行评价和排名。我们将派45名评委到各个大学去，他们会坐在教室里听课并且打分。

　　在第一年，也就是2019年，我们的排名结果不会公开；我们只把结果告诉各个大学的校长，让他们有一年的时间来改进，在这之后，2020年的排名结果将会公开。这个排名可以帮助高中毕业生和家长进行择校。

　　获奖的教师会获得约7万元的奖励。这个项目由10家中国公司资助。我去拜访这些公司的时候，它们都非常爽快地愿意提供资助，因为对它们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如果我们改善了本科教育质量，它们就能够招聘到更好的人才。

　　我认为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教育学生更好地生活。技术教育对学生就业和国家发展都很重要。但我们也需要提供更广泛的教育，包括历史教育、社会教育等，这会让人们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各种问题。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帮助人们享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完全理性地计划自己的生活。当有机会选择一种或另一种生活方式时，我认为你应该选择那个你真正喜欢的。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就应该充分享受它。

　　所以，我反对一些学生花太多时间学习。我上小学时，早上9点开始上课，下午3点放学，没有作业。我很享受我的小学时期，通过与其他学生互动、打球和探索城市，我在课堂之外学到了很多东西。中国的小学生很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享受这种生活。

　　现在确实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但你不可能全部学会。如果试图强迫别人去学他们学不会的东西，那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以及不同的学科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样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很快地找到并使用所需的内容。

　　有实验表明，出生头两年对人类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要有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营养，大脑才能学会如何学习。只有这样，孩子们上小学之后才会有好的表现。如果计算一下投资回报比，你会发现为每个孩子创造稳定的环境是最划算投资之一，对中美两国都是如此。

　　在中国，很多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孩子由祖父母照顾。祖父母也许能提供足够的食物，但那是不够的。孩子们需要更多的情感关怀和早期教育。当他们抬起头，他们会希望看到有人在身边，对他们回以微笑。

　　这些问题不会马上解决。所以，我现在将重点放在本科教育上。解决本科教育之后，我会转向幼儿教育。这将是一个昂贵而复杂的项目，但我希望能做一些有用的工作。

　　我现在对深度学习很感兴趣。人们正在很多领域中应用深度学习，但没有人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想把研究重点放在这个问题上。

　　另外，如果深度学习只是纯粹实验性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向学生讲授它。所以我想知道它背后的理论基础，以便更好地教授我的学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动力。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是用发表论文来评价研究者的。但如果你要做基础研究，就很难发表论文。

　　实际上，我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教职的时候，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论文。中国文化似乎更喜欢客观的衡量标准，比如论文和资助。如果你们能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委员会，摆脱掉这两个指标，根据创造力和求知欲来评价研究人员，从长远看，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