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哲学是指导音乐教育决策和行动目标的基础，新世纪的音乐教育则需要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来指引。我认为这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主要有三个导向：1.文化价值；2.文化生态；3.文化创造。

　　1.文化价值。文化是由价值引导的体系，描述这一特征的学科理论基础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由于学科交叉或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又产生了音乐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音乐”或“教育”都可作为人类文化之一部分或现象，它们既相互独立又与文化相整合。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公认“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念；（注：内特尔《音乐人类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一文中有清楚的阐述，如“音乐反映和表达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结构”“让学生对音乐作世界范围的理解，各种现象将帮助他们领会各种音乐，并提供一种进入理解世界其它各种文化的情况，也有助于各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音乐。”载《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年。）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重新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理解均出自于音乐人类学维度的表达。[2]在美国音乐教育向来重视音乐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思想的制定和表述的探讨中，《为音乐教育确立更强有力的基本思想》一文（美国《音乐教育者杂志，1993年9月刊头版头条》所提出的六个方面更明确包含着音乐人类学的基本思想，现摘录如下：

　　以上六个方面是将音乐作为文化来认识的，对于音乐教育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定位和认知。中国文化学者蔡元培曾在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处长时曾提出五育之说（德、智、体、世界观、美育），其中吸收了席勒的美育思想，现在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其一，美育仅是文化功能、文化素质的要素之一，文化可以包含美育，而美育则不能包含文化的各项；其二，“美学”是从西方文化中提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中有一定文化意义的限度，这一点已有针锋相对的观念。[4][5]

　　2.文化生态。当今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将由生态文明所取代，提倡生态文明也是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地球是一个以“生物圈”方式存在的整体，它的有机性、多样性和相互性的保护，是工业化负面所产生的生物单一性和文化单一性倾向，以及大众文化和国民教育方式的单一化标准倾向，这直接关系到新的音乐教育应建立在音乐文化生态的保护和新的音乐文明思维框架上。

　　3.文化创造。音乐教育研究的定性可能包括科学认识的性质、方式。西方传统科学理性的确定性真理在当今受到解构，科学的发展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也从哲学层面解构了教育对象的确定性，而教育对象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将是随机、多样、创造性。这一音乐教育哲学前沿的思想在音乐教育哲学家雷默的著述中（《音乐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的建构》1992年）[6]表述得具细无疑。这一观念不仅对音乐教育者、音乐教育对象以及音乐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评估将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不同民族文化音乐的教育及传承的历史，在未来音乐教育中的价值给予了发展的空间。人们必须尊重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创造性和“成就模式”。正如科学家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对中西哲学所作的不同现代意义的判断：“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这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7]

　　把东西文化进行“野蛮／文明”，“低级／高级”，“先进／落后”的划分，不是西方学术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密切关系。这代表着当今文化人类学家们的一种共识。赛义德的《东方学》1978）一书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也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研究学术转型的新的路标。

　　当今时代，我们审视东西方音乐关系及文化价值体系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立足点：东西方音乐体系及文化价值平等，这意味着我们将对东西方音乐文化教育的互补做出承诺。对于西方工业文明体制的音乐教育的课程，我们也只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模式和一个阶段，它既不代表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模式，也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顶点。如果失去这样一个立足点或前提，我们仍然会按照殖民主义的逻辑，将东西方音乐文化以古／今、先进／落后、科学／非科学这种关系来理解，因此而放弃东方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当代意义的思考。

　　从总的文化体系来看，西方音乐课程的主流是以基督教音乐文化传统为基础的。基督教从中世纪起控制西方十几个世纪，它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对西方音乐课程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就以德国音乐教育历史来讲，德国普通音乐教育在欧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落后”的状态，但令人惊奇的是，从巴罗克以来二、三百年间，欧洲著名的作曲家至少70%以上都是德国人，这一奇迹可从基督教音乐的宗教理性文化传统中获得解答。基督教音乐中统一的记谱法、严格的书写、理性的传承，建立在定量记谱法上的对位、和声的美感运思方式，正如双希文明（古希腊与希伯莱）的几何数理与上帝精神的结合，均完美地体现在基督教音乐文化模式中。

　　作为东方国家的阿拉伯、印度、中国都有其与基督教文化相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与音乐课程。尽管印度、阿拉伯、中国也各不相同，但与西方相比则有其东方内在的相似性，并对音乐课程有重要影响。这种相似性可简单归纳出以下三点：(1)音乐主体。与西方不同，东方的音乐风格与语言、诗（文学）、舞蹈没有完全分离；(2)记谱法在东方从来没有象西方那样统一过，也没有形成抽象数理符号形式的音符概念和几何座标式的五线谱理性书写或客体逻辑分析的作曲家的“作品”形式；(3)东方直觉整体把握与西方理性分析的音乐认知和审美体验模式不相同，因此音乐“成就模式”也不相同，这些都是建立在其音乐传承与创作模式基础上的，并归属于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有机体。

　　西方作曲家作品书写的建构，其根本是数理逻辑分析的建构方法，并影响到教学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而东方音乐是无法通过“作品”来分析音乐的，其演创没有象西方那样主客体相分，而是主客体合一（即直觉整体把握）。东方音乐风格的认知与审美体验模式是一种“品味”模式。中国音乐各流派风格注重韵味，与绘画书法中的“气韵”等艺术审美体验模式相同。印度音乐美的定义“拉斯”(rasa)也非古希腊那种数的和谐，拉斯的梵语原意即“韵味”，拉斯有九种：爱情、欢乐、悲怜、愤怒、英勇、憎恶、恐惧、惊奇、宁静。[8]阿拉伯音乐审美体验模式中有一种定义叫“太拉”(Tarab)。“当龄听阿拉伯音乐时，太拉是衡量优秀的、最重要的音乐体验。”它是音乐家在激励听众的神秘灵感中获得成功，即创造了音乐情感气氛的标准。太拉的强度依据歌唱者或奏者的表演风格，通过它推断艺术家的表演过程是否优秀。[9]这种东方音乐艺术“品味”的审美体验模式与西方的差别，其根本在于，东方是通过身体与心灵的内在体验的方式去建构或接触音乐世界的。正如中国人的气功、经络学说，印度人的瑜珈，均是以生命直觉体验去发现和把握的，用西方解剖学或细胞学说是无法奏效的。反之，中国、印度人不可能用他们的方式去发明西方医学的基础理论，东方的气功或瑜珈与西方的广播体操是有着不同体验和功效的两种行为模式，根本上就是东西方两种哲学宇宙观、自然观的体现。这些构成了东西方音乐教育、创作、表演及“成就模式”的内在差异性以及互补性的基础。

　　近年来，雷默的研究认为：东西方音乐交流即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音乐乐谱化）的表达，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差别是深刻的。必须重新看待书写音乐表达和定量记谱法（五线谱）的有限性以及即兴表演和非定量记谱法音乐表达的自主性。[10]他说：“我们受音符束缚的表演文化已经导致思维方式的萎缩和衰退。这很容易使我们的表演受记谱束缚，导致他们离开乐谱表演音乐就会瘫痪和麻痹。”[11]“在美国，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假定认为，成为精英或天才唯一的方法或主要方法就是照谱演奏，因此，我们大大地忽视了教授‘即兴演奏’、作曲或听赏。”[12]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传统音乐体系的科学理性将自己限制在“认知——工具性”的四大件技术模型中，而东方传统音乐则更多将自己限定在“道德实践”和“审美——表现性”的人文约定知识中，未来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将有待于这两者的并行以及在对话基础上的更高的综合。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许多国家音乐教育的研讨中已经呈现出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使用有三层含义：(1)指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社会；(2)指多元文化社会里各不同文化的互相尊重；(3)指政府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

　　作为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世界音乐教学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热门话题，其文化背景是，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议事日程和社会出现的挑战影响到音乐教育的哲学和实践，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各种方式和表现形态渗透着西方国家以及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美国教授亨廷顿认为，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受现代的驱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亨廷顿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开始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文化或多极化的世界。[13]中国领导人也不断强调文化及政治的多极化或多元化。

　　在世界教育方面，推动多元文化教育浪潮的主要有三大原因。(1)教育民主化的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教育民主主要体现为“个体化”的教育民主必将流于空洞与虚妄。教育中“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作为结果，使“多元文化教育”得以提倡。[14](2)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化”。许多发达国家的新移民群体，人口统计发生的变量，移民出生地文化教育的问题。如在德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起因于60-70年代，土耳其、越南移民的教育问题，而正式提倡是在90年代。(3)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其包括媒体、信息联网、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及人员的流通。由此，多元文化教育观对“新一代学习者的音乐教育不能再被视为仅仅是一种智力视野的扩展，而是一种社会需求。它的功能是形成一种跨文化理解的均衡，并对国际社会的未来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15]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其中要把握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每一种音乐传统都有其自身的传承过程，并根据其音乐概念和非音乐概念产生着自己的教育学、教学法，柯达伊、奥尔夫之类的教学策略已经显示出为民间音乐传统局内人所借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说，这类基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教学法对其他所有音乐文化都是适用的。[16]

　　班克斯曾经提出了用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四种课程模式的教学。(1)主流中心模式。其课程的设计及教学都仅仅是以主流音乐观念出发的。(2)民族附加模式。课程依然是按主流音乐观念组织的，只是包括不经选择的民族群体的某些音乐材料和观念。如以西方音乐观念出发进行非洲音乐的教学，即使用西方的节奏规范和记谱法、记忆方式来教练非洲歌曲。(3)多民族模式。其课程以各种不同民族群体的事件或其音乐概念为核心。(4)民族——国家模式。在此模式中，是从多国家的民族观点来审视和教学的。此外，班克斯还提出一种多元文化课程的跨学科教学方式的概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有色民族的各种价值和各种经验反映在他们的文学、艺术、音乐、戏剧、舞蹈与作品等多角度的文化整体意义的理解。[17]

　　施瓦德隆提出了一种“新的苏格拉底教学法”，其前提是：(1)一种具备音乐人类学意识和知识的教师；(2)一种基于比较音乐美学的“发现”的教育方法，其包括对音乐及文化个性与共性课堂体验和积极探究的过程。[18]

　　F·布莱嫩也提出，对世界音乐课程体验内容的设计是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问题，也即包括音乐教育学原则和音乐人类学两个方面。他提出：主位观念(emic)、习得(Learning)生活语境(inContext)、概念，这四个关键词对于世界音乐课程的教学与体验尤为重要。[19]

　　在1996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为21世纪作准备”大会上，M·麦卡锡提供了“国际音乐教育的历史发展(1953-1996)”的报告。[20]他归纳了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50年代和60年代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努力（1953-1969，圈际音乐教育中世界观点的显现）；到70年代对民族的和传统的文化的强调（1970-1982，音乐教育和民族文化）；再创始于1987年的“国际文化发展十年”（联合国教科文文件，1982-1996，共享世界音乐）。这些变化中的方向本身，又受到大规模移民、后殖民主义、文化民主化、大众媒体的干预以及世界公民及其教育需要等因素而形成的人口中的民族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影响。今天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哲学观与实践层面已获得基本成果，具体的理论建树有：

　　(3)在文化身份和音乐教育课题的对线)改变了对大众媒体和技术的态度，将其威胁因素变为积极的机会。

　　(1)从对各种世界音乐的音乐人类学描述，到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各种教学方法、教学观念和教学材料的共享。

　　(2)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指导性文件用于世界音乐教育（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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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近年来发起的各类项目传播了世界音乐的材料（如《歌唱文化中的传统歌曲》）。综观全球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作用是巨大的。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所言：“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存在的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22]以此，中国音乐教育学科研究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纪性的转折与挑战。

　　[1]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展望[J].中国音乐增刊：国际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1996．

　　[2]金经言．德国音乐教育中的若干新动向[J].中国音乐，1996(2)．

　　[3]刘沛．世纪末的美国音乐教育动态述评[J].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

　　[4]沃克．从殖民主义解放出来的音乐教育[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增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辑，1998．

　　[5]谢嘉幸编译．对传统音乐教育哲学的反思[J].中国音乐，1997(2)．

　　[6]B·雷默．曾成伟译，管建华校．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建构[J].中国音乐增刊：音乐教育学理论研究专辑，1997．

　　[7]伊利亚·普利高津．湛敏译．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白然法则[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8]A·丹尼娄．管建华译．美学与印度音乐[J].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

　　[9]H·陶马．管建华译．阿拉伯音乐美学与即兴演奏的关系[J].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

　　[10]B·雷默．超出表演：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新约定[J].音乐教育杂志．美国北克罗拉多大学音乐学院出版，1995．

　　[11]B·雷默．汤琼、刘红柱译．21世纪音乐教育使命的扩展[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增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辑，1998．

　　[12]B·雷默．林军译．21世纪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增刊：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辑，1998．

　　[13]亨廷顿．周棋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1997．

　　[14][15]张人杰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现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16][17]克林格．刘沛译．音乐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J].中国音乐增刊：国际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1996．

　　[18]施瓦德龙．刘沛译．音乐教育与非西方传统[J].中国音乐增刊续集：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1995．

　　[19]布莱嫩．张蕾译．世界音乐课程体验内容的设计[J].中国音乐，1997(2)．

　　【论文摘要】教育美学是把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理论应用于教育的一门新兴美学学科，它着力探究让教育按照美的规律来运作与发展，从而通向至美纯美的境地，以提高当代教育的整体质量。德、智、体、美、劳这五项指标中，“美”是这几年才加上去的，这一时代的进步，更促进了教育美学的萌芽与发展。

　　当前，我国的教育正处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重大转型期，而素质教育环境的优化是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迫切需要我们不断地、及时地运用美学、心理学理论研讨存在于教育领域的美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引导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真正全面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素质教育的任何环节都离不开教育美学，教育美学促使教育环境整体协调，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素质教育网络。要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优美的品质、良好的学风，要培养出正直诚实、奋发向上、自立自强、坚韧勇毅、开拓创新的一代新人，都离不开教育美学的实施。若要对学生施以深刻的审美愉悦与审美感受，以陶冶其情操丰富其情感提高其审美能力，这一切也只有通过教育美学来完成。可以这样说，教育美学是素质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教育美学与美育一样，具有形象具体的鲜明特征，受教育者极易接受。它又具有以情感人的情感性，极易实施。

　　创设与发展教育美学势在必行，亦切实可行。这一点，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之区分时就透辟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设与发展教育美学，即为了充分发挥美在教育中的作用，更好地深化教育改革。应当指出：教育美学的形成与发展，颇符合教育艺术与科学发展的趋势，亦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当前，我国教育领域深入改革触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是需要很好地加强教育审美化，正确判断与强化教育的审美属性，用美学心理学原理与方法来正确指导教育与教学活动。国人对教育审美价值的清醒认识，对教育审美属性的深入开发，对教育审美经验的不断提升使教育美学取得长足发展且日益深化。

　　那么，当今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怎么样去构建、发展这一门新的教育美学？笔者以为至少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准备：

　　首先，要加大对中外教育美学史的研究力度与广度。教育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是近几年才起步，但是这方面的思想诚如上文所言却早已存在。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家关于教育美学的认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去耐心提取、认真分析、科学总结。

　　在我国漫长的教育发展历程中，有许多教育思想家在教育美学、尤其在教育艺术和教学艺术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非常重视教学艺术的意义。而我国古代的教学艺术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学记》中。《学记》全面论述了课内学习和课外活动、学习与游乐、学习与休息、亲师与乐友等多种辩证统一关系，是我国古代很有代表性的教学艺术辩证法，《学记》还非常重视教师的教学艺术。此外，明代的王守仁，近现代教育史上的蔡元培、鲁迅、梁启超等，都对教育美学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西方对教育美学的研究也可上溯到古希腊，其教育美学思想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古罗马的西塞罗等人的教育艺术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之后的夸美纽斯、卢梭、第斯多惠、斯宾塞、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也都从各自的教育观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美学见解。现代外国很多教育家也都关心教育中的美学问题。

　　古今中外众多的教育家对教育中的美学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成果。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识到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门艺术；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们大多都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在教学方法上，都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有些教育家还身体力行，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表现出了高超的教学艺术水平，但中外历史上的教育美学思想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范围窄。他们大多只是论及教育美学的一个方面——教学艺术问题，而且对教学艺术本身的探讨也不够全面，谈论较多的是教师的语言艺术、提问艺术等。二是理论层次低。他们对教育美学的认识，大都停留在经验描述状态。具体来说，它们只是作为某种感想或言论而存在，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没有真正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这也就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

　　其次，构建、发展这一门新的教育美学，我认为还要不断加强教育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加强教育美学理论建设须切实掌握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与特点，须深入理解现代心理学美学，须正确摆布教育学、美学、心理学三者的关系。这里着重阐释一下对现代心理学美学的借鉴。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深化了对审美主体、审美体验与文艺创造、文艺鉴赏的心理研究，现代心理学的相关经验给当代美学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我们欣悦地看到：心理学美学的崛起与拓展，已与传统的哲学美学双峰对峙。而现代心理学美学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心理学美学重在探索与揭示教育的审美主体心理的特殊功能、目的与任务，它对于教育的实践功能与社会功能作用甚大，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教学改革。当然，教育审美与教育艺术知觉过程中的实验探究，易见显效，而教育心理实验方法用于教育审美经验探究时，受各种条件制约，见效较慢。所以说，当前如何在对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理论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方理论的有益营养与科学结论，博采各家之长，寻求创新发展，丰富与拓宽一种能够正确阐释教育领域审美经验与心理机制的新理论——教育美学，已成当务之急。

　　在教育美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方面，笔者认为要特别加强教育领域的美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即教育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此外，笔者认为还应下大力气拓展与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教育美学这个概念内质的准确界定，教育美学的发展空间研究，深入探讨教育主体美、教育客体美、教育环境美、教育心理美、教育形态美这几个具象及其在教育美学中的位置，作用及存在价值、研究教育美学的教育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教育美学与教育心理学的辩证关系，教育美学与美育的辩证关系、科学总结，正确解释教育领域的审美现象、形象揭示教育的心理基因与审美规律$创设教育审美学说，有力指导教育的审美实践，系统总结教育美的创造、寻求深化素质教育与教育美学的契合点、深入探寻将教育主体美、教育客体美、教育环境美、教育心理美、教育形态美等落在实处的技术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认为是加强教育美学理论建设的重点，也是强化教育美学内涵的根本所在，做到这几点，我们就能真正释放出教育美学的潜能，充分挖掘出教育美学的社会价值，使教育美学发展到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历史继承性。由于自然现象纷繁复杂，只有在继承前人业已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前进，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才能从比较肤浅和零散发展到比较深刻和系统，从比较片面发展到比较全面。因此，科学决不是哪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时期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牛顿评价自己：“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些，只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也正因为科学具有积累的特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科学教育中忽视人的作用、忽视科学史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如同不可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突出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中，科学家的作用同样是很重要的，而科学家在追求真理时所表现的奉献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甘辛劳动与科学精神，科学家的成功与失误、科学家的成长与发展道路、科学家的品德力量……所有这些给人的启迪与教育，甚至超过了科学内容本身。正因为如此，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学发展中人的作用，爱因斯坦说：“联系科学的发展来追踪理论的形成具有特殊的魅力。”〔3〕诺贝尔奖获得者、反粒子的主要发现者之一塞格雷则说：“不过，我相信：物理学同样有一个丰富的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的。”〔4〕因此，在科学教育中，在以科学内容、科学方法为主的前提下，联系科学史进行德育绝不是强加的“政治任务”，而是科学教育中不可割舍的重要组成。

　　通过科学史进行德育，可以涉及许多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科学道德、科学精神、科学作风等，其中科学道德是核心。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功绩时说得好：‘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大。”〔5〕多年的教师生涯使我们懂得：“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因此，在科学道德教育中，我们突出了如下几个方面：

　　纵观整个科学史，我们看到：优秀科学家，总是把献身科学、造福人类做为自己的崇高目的。诺贝尔曾毫迈地说：“我是世界的公民，应为人类而生。”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则说：“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开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我们在世的短暂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服务更好的了。”〔6〕他俩的话是众多优秀科学家为造福人类、献身科学誓言的代表。

　　正是这种造福人类的崇高目的，激起了科学家不怕牺牲自身一切的献身精神。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居里夫人、诺贝尔为科学献身的光辉事迹是大家熟知的。美国动物学家卡尔·施密特(K.Schmidt,1890—1957)为科学献身的感人事迹却罕为人知：他在实验室观察一条美洲毒蛇时，不幸被蛇咬伤，由于种种原因，他无法逃脱死神的袭击，在生命最后弥留之际，他没有留下其他遗言，却以惊人的毅力记下了毒蛇咬伤自身的反应：“体温很快升到39.5℃”，“胃剧痛”，“燥热、耳鸣”，“睁开眼睛时，眼皮疼……”，“四小时了，我的伤口、鼻、嘴开始出血……”，“我看不见体温表了，情况非常严重……”，日记最后的几句话是“血从鼻子和嘴里淌出来，疼痛消失了，软弱无力，我想开始脑充血了。”这篇带血的日记，是后人鉴别、诊断蛇毒的珍贵资料，也是他为科学献身的壮丽史诗。

　　造福人类的崇高目的，也激起了科学家对人类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们力求科学发展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随时预防消极后果的出现，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敢于反对法西斯主义。众所周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都是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居里夫人曾亲赴前线年，爱因斯坦在获悉铀核裂变的消息后，为防止希特勒抢先制出，他与费米、齐拉特等科学家一道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研究。正是在这一建议下，美国政府组织了“曼哈顿工程”。

　　热爱祖国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几乎所有优秀科学家都具有的一种纯洁的、永恒的感情。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得好：“科学固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应该把所有的力量，献给他的祖国。”〔7〕

　　正是这种爱国之情，使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奋进拼搏，立志向上，一当做出成就后，又会以其成就、发明、发现为国争光。大家知道，居里夫人发现第84号元素后，即命名为钋(Po,Polonium)，以纪念她的祖国波兰(Poland)。其实，元素周期表中还有不少元素是以发现者的祖国命名的，如“锗”(Ge,Germanium)的命名即德意志(Germany)，“钌”(Ru,Ruthenium)源自俄罗斯的拉丁名Ruthenia，“钫”(Fr,Fra-neium)源自France，为以法国为荣的意思。

　　也正是这种爱国之情，使他们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祖国的尊严与荣誉，他们可以忍辱负重，直至效命疆场。前苏联科学家科罗廖夫，是著名的喀秋莎大炮的设计者。是他，在1957年大胆采用捆绑式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可他当时是一名因肃反扩大化而被错罚的“囚犯”。1961年当他为苏联设计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时仍被监外“保护”。这种忍辱负重为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仰讴歌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在巴黎被沦陷的危急时刻，毅然加入法国，不惜牺牲生命献给保卫法兰西的伟大斗争。他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德国人有效地使用回旋加速器作核裂变研究，另一方面又秘密领导地下抵抗运动，并利用实验室装配武器与炸药供给抗德特工队……，他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热爱祖国是我国科学家的光荣传统。解放前，不少科学家怀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激情，“以学勾践卧薪尝胆、为中华富强而奋发”的爱国壮志，为“中华崛起”而跨洋过海留学，学成之后又纷纷回国办厂、兴学。候德榜、詹天佑、茅以升、李四光、竺可祯、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苏步青、钱三强、钱伟长、卢嘉锡、童第周、高士其……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周培源为使所学报效祖国，不仅自己开出了“弹道学”课程，还选送自己的得意门生何泽慧到德国从师于弹道学权威Cranz教授、亲送王大珩到“南京弹道研究所就业”，促使王大珩毕生把自己所学应用于国防事业。〔8〕当五星红旗在神州大地升起后，他们中许多人抛弃优厚的生活待遇、完善的科研条件，想尽一切办法冲破重重险阻，回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张文裕、赵忠尧、钱学森、华罗庚、吴仲华……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有的人甘愿“隐姓埋名一辈子”〔8〕，如曾为、氢弹的创制作出重大贡献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王承书曾经好几十年在人世间“消失”，为了赞誉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核武器专家，人们说：“为了核武器研究，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9〕对于他们的组织者，曾以发现铀的四分裂而著称于世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奥本海默。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自觉调整自己的科研方向，或自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创业。如：华罗庚搞优选法与统筹法，蔡希陶重橡胶生产与科研，蒋筑英专攻应用光学，彭加木献身新疆塔里木盆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年轻科学家，又效法师祖，不为优厚的物质待遇所动，甘愿回到贫穷的祖国，立志为中华民族争光，韦珏、陈章良……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总之，我国科学家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毕生对事业执著追求的高尚精神，是学生的榜样与学习楷模。

　　人们在向未知领域探索的过程中，各种习惯势力、已有的学说与传统的观念，常常会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只有具备敢于冒险、敢于批判、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才有可能冲破习惯势力的阻挠、传统观念的束缚、完善或修正原有的学说，开辟新领域，创造新天地。

　　钱三强在回顾自己的科学生涯时，曾向中国物理学界提出：“在科学中没有，没有绝对权威，也没有千古不易的定论和所谓的‘终极线〕许多杰出科学家，正是基于不迷信，敢于闯，才取得重大突破，作出主要贡献的。哥白尼、伽里略、伽罗瓦、拉瓦锡、达尔文、孟德尔、巴甫洛夫爱因斯坦、海森伯、杨振宁、李政道等都是敢于突破旧的束缚，从而取得重大突破的著名科学家。J.J.汤姆逊在卢瑟福获诺贝尔奖庆祝会上说“在能移对科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之中，观念的突破是最伟大的。”〔11〕李政道、杨振宁宇称守恒律，就是这种观念突破的重大发现。大家知道，一个对称原理产生一个守恒定律是物理学中的“金科玉律”，其中左右对称导致宇称守恒律。至本世纪50年代，在亚原子领域，种种实验表明：θ介子与τ介子具有相同的质量、自旋、电荷与寿命，应为同一种Κ介子。但在衰变中却显示它们的宇称不相同，与其它实验矛盾，这就是著名的θ-τ之谜〔12〕。坚信宇称守恒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对此迷惑不解，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两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也许受了中国古代阴阳太极图的启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及实验验证的建议，以中国女科学家吴健雄为首的实验小组成功地证实了这一发现，李—杨因此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说：“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18〕古今中外的优秀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奥秘、寻求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时，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坚强的信念和崇高的气节。这是科学家品德力量中又一伟大之处。

　　一般地说，人们在揭示自然界奥秘、把握客观事物契机、在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的过程中，既要有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又要为此长期积累、储备，要有毅力，要有恒心。巴斯德有一句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关脑。”澳大利亚科学家W.I.B.贝弗里奇在所著《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例举了机遇在新发现中作用的实例近30个，〔14〕无一不说明了这点。

　　一般地说，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不是一帆风顺的，而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时，更需愈越重重障碍或阻隔。他们既要有非凡的勇气与开拓精神，又要有对新发现、新发明的坚定信念，以及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坚强斗志。在科学史上，许多优秀科学家为坚持和捍卫真理或遭受挫折，或付出沉重代价、以至生命的例子比比皆是。布鲁诺、伽里略因支持与宣传日心说，而惨遭罗马教廷的杀害与监禁；赫胥黎为坚持与捍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英国天主教势力奋战了25年；孟德尔的遗传规律被宗教界视为异端邪说，直到他死后35年才被承认与传播；法国青年数学家伽罗瓦19岁时为群论所做的奠基性研究受到科学史上少有的冷遇与压制，直至他死后14年才公之于世……。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没有“常胜将军”，失误与错误是经常发生、难以避免的。可贵的是，许多优秀科学家，不仅能在作出发现前，严格试验、寻找错误，杜绝错误；作出发现后，有了错误，也能及时纠正，甚至对于自己长期坚持的思想，在新的事实面前，也勇于放弃。这种勇于修正错误的可贵精神与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是一致的，也是科学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造福人类作为科学研究目的科学家，必然具有淡泊名利的无私精神。在科学史中，许多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大都具有这一美德。居里夫人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大家熟知的：她发现镭以后，许多商人企图以高价购买生产镭的专利，居里夫人则回答：“没有人应该由镭致富，镭是一种元素，它是属于全世界的。”〔15〕在科学史上这种例子还很多：伦琴发现的X射线、富兰克林发明的一种新式火炉、戴维发明的矿山安全灯、我国化学家黄鸣龙的黄鸣龙还原法……都放弃了专利，诺贝尔用自己全部财富设立奖金，以奖励全世界对科学与和平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而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则不把奖金据为己有：居里夫人把两次奖金全部用于科学实验和购买公债；伦琴把全部奖金献给维尔茨堡大学，用以促进科学研究；瑞利把奖金的一半赠给卡文迪许实验室……。爱因斯坦淡泊名利的美德更值得后人敬仰。他拒绝每分钟1000美元的电台演讲，却同意将1905年发表的30页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论文重抄一遍拍卖，将所得650万美元全部捐献支援法西斯战争。他曾婉言谢绝就任以色列总统，死前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葬礼，骨灰秘密保存，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他于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逝世，下午4时即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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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过科学史宣扬科学家品德力量时，客观地、恰如其分地评介少数科学家不道德行为等负面现象也是有益的。例如：斯塔克效应是一个在原子物理、量子力学、量子化学等课程中均出现的课题。在讲完斯塔克效应的微观机制后，我们说：德国科学家斯塔克因此获1919年诺贝尔物理奖，但自此以后他走上了背离科学、追逐名利的道路。英国科学家韦伯在《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一书中评价他差不多与所有同事都争吵过，唯独勒朗德一人除外，后者因对犹太人的“教条物理学的痛斥得到了斯塔克的支持……。1947年斯塔克72岁时，因追随希特勒被判刑4年。”斯塔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歼悔了自己的过失。从学生震惊、惊异的神态，我们知道这段线“有机结合”对教师提出于更高要求

　　既然人是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在科学教育中也就必须是有机地进行德育教育，而不是生搬硬套、东拼西凑，也不能喧宾夺主，为讲史而讲史。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共鸣、才能在学生心灵深处引起振撼，才能使学生终生受益。为要有机地进行德育教育，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教材要率先改进。大家知道，教材是教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课程基本要求的具体体现，是教师组织教学内容、进行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学生从该课程获取教益的主要根源。因此，一本好的教材，不仅要精炼、准确的表达本课程的科学内容，而且还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从做人、长智慧、长能力的角度出发编写。近年来，国内外一些行家已在这些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E.U.康登著的《原子结构》，我国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著的《原子物理学》都是受到大家欢迎的这种教科书。笔者在自己主编的《结构化学基础》一书中也作了这样的努力。

　　关键词：教育科研；中小学；经验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引领教师参加教育研究，推动“科研兴校”，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课改，呼唤研究型教师和研究型学校的涌现，中小学如何开展教育科研是急需探讨的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改革经验，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教育科学化运动”(theMovementinEducationScience)促使教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人们也逐渐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家斯腾豪斯呼吁“教师成为研究者”以后，美国教育界对教师的职能重新加以确定，认为教师不仅是知识“搬运工”，更重要的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研究者。1960年-197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贺拉斯曼——林肯”研究所的勒温(lewin.k)、米勒(Mier.A)等人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中小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策略”，引导教师观察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变化，及时获取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改善教学效果。这项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展成为“计划——行动——观察——评价——再计划……”的教育行动模式，积极推动中小学教师参加教育研究，这种模式迅速在全美中小学流传开来。后来，欧美国家的教育管理者认识到，中小学教师应该在教育学术界的引领下从事研究，教育研究也应该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小教室和社区中去。

　　1985年，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制定的《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希望从1985年哈雷彗星接近地球到2061年再次接近地球时，能使美国科技教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确保美国科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项计划覆盖全美范围内的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改革，“它是美国进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要项目，也是一个最早由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和中小学家长共同参与的校改项目。”作为实施该计划的一个措施，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编著了《科学普及资源》(ResourceforScienceLiteracy)、《科学普及设计》(DesignforScienceLiteracy)等教材，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指导教师专业发展和进行课程改革等等；2002年美国通过了35年来联邦政府教育政策最为重大的改革：《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与此相应；美国教育部公布2002-2007年的教育部战略目标(Objevtives)，其中战略目标二规定，“支持教师在基于研究的教学工作中获得专业发展”、“关注于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新教师开展基于研究的引导和咨询项目”。20世纪70年代，日本教育界针对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死板，教师满足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忽视教育科研的弊病，呼吁中小学重视教育研究。为此，日本《教育公务员特别法》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为完成其职责，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研究和提高修养”。200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通过2l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强调“加强对教育研究能力欠缺教师的严格管理(使之离开讲坛)”。英国在2002年教育法中，也对教师的教育研究提出要求，规定合格的教师必须“参与或完成制定的教学研究项目或培训课程。”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M．N.康达科夫也认为，千百万中小学教师是补充教育家和学者队伍的重要源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是整个教育科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2000-200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中，要求政府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的鼓励和支持，提高俄罗斯国民教育系统的国际威望。

　　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趋向于规范化、制度化，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保障机制，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英、美国家中小学设立学科教学研究室、法国成立中小学教学研究委员会，学校为中小学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人员等支持。日本在中小学成立单科性质的研究会，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设计，学科开发、开展教学实验等等，探讨教学、学校发展的问题。此外，中小学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成立各种教育领域的研究组织，诸如成立学生生活指导研究委员会、现代化教学手段研究小组之类，教师分工研究课题，共同发表成果，日本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纳入教师考核和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刺激教师教育科研的积极性。

　　前苏联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也颇具特色，前苏联教育科研管理机构主要是校务委员会和教学方法委员会，《苏联普通教育学校暂行条例》强调中小学教育研究管理的规范化，“为了发展和完善教育过程，提高教师和指导者的职业能力和创造能力，学校应当成立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组织人员进修，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推广先进经验。”另一方面，校务委员会必须充分发挥其管理职责，“支持社会完善和发展青年教学和教育的主动精神、教师的创造性探索和实验性工作；确定学校与科研机构、生产单位、合作社组织、自愿协会、创造协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途径，以便为学生多方面发展和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制定2010年俄罗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构想，进一步加强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与团体的科研、实验、设计管理与协调的机制，“落实普通教育系统中教育与科研工作方面的国家干部政策。”

　　1994年由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克林顿总统签署和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教育部设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加强中小学教育科研的管理、推广和资助，提供教育研究培训项目，提高大多数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使之达到全国教育目标。另外，美国许多州、学区和学校建立独立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以外的地方教育理事会，在学区和学校科研管理上，地方学校理事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理事会的职责是加强教师科研管理、—提高中小学教师参加课程开发、设计的能力。此外，还承担师资培训、教育经费预算和学校改革等重大问题。

　　欧美国家非常注重校长对中小学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和领导作用，德国认为校长必须是教育与教学专家。英国规定中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引领教师参与课程编制、教学管理和科研工作。美国教育学者珊娜·斯蒂格鲍尔将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责归结为三条：一是确定学校目标；二是组织教学工作，“即对教学提出要求，制定目标、研究方法，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领导改革，校长要学习如何创新，吸取对改革的意见，与教师合作开展校改实验，预测教师需求，给予教师满足。在《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教育部将通过ESEA的TileII项目，鼓励发展创造性培训模式，提高中学校长的教育科研管理能力，支持现任校长的专业发展。

　　校长在学校管理和改革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中小学校长在学校教育科研管理中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恰如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兴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中心和焦点之一。世界“教师专业化运动”推动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蓬勃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是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点。1990年、1995年，霍姆斯小组发表了关于改革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新报告《明日之学校》(TomorrowsSchool)和《明日之教育学院》(TomorrowsSchoolEducation)，将大学教育学院与中小学联合起来；《建立类似于医学行业中教学医院的专业发展学校》(简称PDS学校，改变以往大学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与中小学教学互相脱节的状况，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中小学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师资培训等方面加强科研合作，整体提高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水平，提升教师素质，使新任教师和．成熟教师都能在教育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成长。PDS学校的创建，在中小学与大学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给大学实习生、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是教师教育多方面“共赢的”好模式。目前，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正在建立PDS学校网络，并且为PDS学校制定了一些条例以规范其健康发展。2000年，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1000多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中小学成为教师科研和工作的共同体，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形成伙伴关系，共同有效地改革教学。

　　2001年日本政府实施教育新生计划，将教育改革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为了实现“学校变好、教育变样”的目标，日本政府加强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合作，努力克服整齐划一的弊病，引进发展个性的教育体系，2002年日本通过修改的《学校教育法》，其中政府财政预算投入17亿日元，促进大学、学会、协会、研究机构与学校教学的合作，创造能使多样的个性和能力充分发展的教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英法等欧洲国家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脱节的诟病，从学校需要出发，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教研工作，强调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不断发展，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广泛接受和实施“以学校为中心”的大学与中小学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模式。

　　1989年，法国教育预测专家、巴黎诺儿马学派的著名教授费朗西斯科·瓦尼斯科博士在重要著作《七千万中小学生——学习的欧洲》一书中，设想未来五种教学模式，其中“学术型学校模式”倡导将大学学术型研究引进中小学教育科研，鼓励教师参加教学研究，培养学者型的教师。目前英、法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师范教育改革的高潮，从“师范教育”走向“教师教育”，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教师培养的开放性、多元化，更注重教师科研能力提高，是发达国家师资培训制度改革的重点。

　　美国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NBPTS)是独立的、非赢利的组织，指导委员会包括州长、众议员、高级教育官员，以及社区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提交五个核心建议，其中第四条是教师应系统地思考自己的教学实践并从经验中学习；第五条，教师应成为学习型组织成员。1995年，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吉姆·汉特和国家教师职业委员会发起了国家教师资格证制度，专门颁发证书给有委员会认可的优秀教师，借以鼓励教师参加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克林顿政府专门拨款奖励，并提出10年内全国10万名教师获此殊荣，达到平均每所学校都有1名获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

　　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项目“艾森豪威尔专业发展计划”，对各州和地方实行绩效拨款，推动师范教育改革，建立专业发展的高标准，提高教师质量，使之具有独立的教育科研能力。《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中要求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我们将于各州、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各认证机构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教师职前培养项目的质量。我们将推动开展情景阅读教学培训以及其他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法”。

　　美国不断提高教师的学术和学历水平，美国中小学教师一般都具有学士学位。哥伦比亚特区规定高书教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鼓励教师成为学者、教学者、交往者和决策者。美国务州教育部门经常组织讲座和科研活动，不少学校对终身教师提供学术假期，促进教师参加进修活动。

　　2001年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教育改革六项法案，其中以培养“教育专家”为目标，提高师资质量被列为教育改革的战略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国会议案，进一步落实措施，改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新的教师研修制度，加强教师的社会体验学习；实行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加薪制度；加强对教育科研能力欠缺的教师的严格管理。从2001年起，日本教育研究生院实行教师休假研修制度，支持鼓励教师自发性的培训活动。日本教育科研机构遍布全国，都、道、府、县共建立近千个教育研究团体，中小学教师是这些团体的骨干。法国和意大利非常重视中学教师的教育学素养，法国要求中学教师获取教育学学士学位，意大利要求教师具有博士学位，一般是教育博士。

　　科研成果必须物化生成实践，才能发挥应有效益。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为80％-85％，日本为60％-70％，西欧为50％-60％。美国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在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广和应用，这深受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影响。美国中小学强育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杜威、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级的教育改革家都注重教育理论在实践中的推广，事实上“美国行为科学本身就比较发达，一批专家学者就用教育理论、心理理论，在中小学搞调查，做实验，提出新理论，于是就有一批学校、教师去推广和实验。”2000年美国教育部专门成立“教育研究和改进办公室”，负责开展和支持有关教育研究的活动；推广教育研究成果，为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提供技术援助；收集、分析和传播教育情报服务资料。

　　2.下面对于选择研究对象需遵循的原则描述错误的是： C. 选择干预对其影响较大的对象3.下面哪项不是实验性研究的优点：B. 应用的普遍性好

　　4.下面对类实验研究的描述错误的是：D. 类实验性研究在回答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时，比实验性研究的可信度高

　　15.学位经答辩委员会举行会议，进行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全体委员中至少（）以上通过才符合要求。B. 三分之二

　　24.一个研究人员的全部工作时间中，查阅文献的时间占： B. 50.90%

　　34.试验设计中强调必须遵守“随机、对照、重复、均衡”四大原则，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C. 纯化“信号”、降低“噪音”、多快好省

　　35. 下列对于实验设计类型阐述全面的是：A. 就是在实验研究中安排实验因素和重要非实验因素（简称区组因素）的一种结构或模式

　　36.属于重复原则的是下列哪项C. 即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做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独立实验

　　38. 下面对非结构式资料收集的评价错误的是：D. 可对资料作出精确的统计分析

　　40.下面对于问卷法收集资料的描述错误的是：D. 敏感性问题穿插放在卷中的位置

　　45.规范化的临床试验，其核心问题就是：D. 既要考虑到以人为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要保证实验研究的科学性

　　47..实验设计的内容不包括下列哪项：D. 不用对参与实验研究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48.临床试验设计方案应由研究者与申办者共同商定并签字，报（ ）审判后实施：A. 伦理委员会

　　49.下列描述错误的是：B. 某作者观测中药组与西药组在服药后1 、3 、6 周的骨密度变化情况,采用t检验分析

　　54.临床疗效常用“痊愈”、“显效”、“有效”、“无效”描述,这类资料属于等级变量资料,应采用何种统计方法：C. 秩和检验或Ridit分析

　　56.在Elsevier Science数据库高级检索与专家检索中区别是下列哪项 B. 可用布尔逻辑表达式

　　63.关于病例对照研究的描述，下述哪项是正确的：A. 病例组与对照组是自然已经形成的，并不是研究者能主观控制的

　　65.临床科研选题应具有可行性，下列哪项不符合其要求：D. 不需要获取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68.对临床科研目的的描述，下列哪项是不正确的： C. 进行疾病病因的微观研究

　　70.下面哪项不是我国目前临床群体研究在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C. 仅凭病例报道

　　71.现代临床群体研究中，研究者最为关心的要点是：A. 信息的线临床群体研究的关键环节是：C. CRF和数据库

　　75.反映一组性质相同的观测值的平均水平，常选用算术平均数和几何平均数。适合用算术平均数计算的资料应该是服从( )的。D. t分布

　　76.某血库提供6094例ABO血型分布资料如下： 血型O、A、B、AB人数为1823、1598、2032、641。该资料中与“血型”这个变量对应的资料该叫做什么资料呢？B. 名义资料

　　77.《600例小儿烧伤休克期治疗分析》，原作者在文中指出：“600例烧伤患儿，210例早期有休克症状，其中3岁以下者110例，占52%，3岁以上者100例，占48%，年龄越小，休克发生率越高。”。其错误在于：C. 误用百分率取代百分比

　　78.301例口腔癌颈部淋巴结处理的随访研究》。原作者随访301例首诊治疗口腔癌患者，计算颈淋巴结转移病理检出率、单纯原发灶切除后颈淋巴结复发率、颈淋巴清扫后颈淋巴结复发率，舌癌、口底癌、下龈癌、颊癌合计（%）T1，2期为7/22(31.8)，T3，4期为2/6(33.3)，N0期为1/4(25.0)，N1期为6/16(37.5)，这样表达的不妥之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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