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开始，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的他，进入中国西南部的一所高校任教，这所高校去年入列双一流大学的行列，全校上下也正卯足气力，向着国际化研究型高校的方向进军。

　　但谭英发现，在吹响冲锋号角的同时，本应是齐头并进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很多老师却萌生了对教学工作的退意。

　　谭英所在学校的职称评审分为科研、教学与教学科研三个系列。偏向于教学的老师在科研考核的压力下，开始有意向科研系列转型。

　　谭英表示，对于教学工作，大家都有点退缩，一般觉得只要达到基本课程量就行，不愿意开更多的课程。

　　高校与教师在教学方面的精力与资源投入不足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线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大评审考核中的教学指标比重，对社会关切的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做出制度的回应。

　　6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再次指出，“我们要清醒地、冷静地认识到本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说有四个不到位的问题，就是一些高校的领导精力投入不到位、一些教师的精力投入不到位、一些学生的精力投入不到位、一些学校的资源投入不到位。”

　　科研与教学是高校的两个基本职能，也是高校教师群体的两个天职。然而在以激励科研成果产出效率为目标、以科研量化评价为手段的学术治理模式下，教学逐渐在高校中沦为边缘者的角色。科研向左教学向右的矛盾成为许多高校教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花精力备课与挤时间做科研的矛盾是谭英在入职初期面临的困境。对于科研与教学，他现在投入的时间比是5：5，而在入职的前两年，他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备课中。

　　直到去年，入职五年的谭英才刚刚递交晋升副高职称的申请，这样的速度在教师群体中并不算快。如今，对于教学工作已经轻车熟路的谭军，逐渐调整由教学向科研转变的节奏。在教师群体中，7：3是科研与教学投入时间的黄金比例，也被许多青年教师尊奉为高校生存法则。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君认为，理论上，教学和科研可以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拧麻花式的DNA结构。“教师的很多科研灵感来源于与学生在课堂交流中碰撞的火花。因为教授具有收敛式的思维方式，本科生是发散式思维，后者可能会为前者提供丰富的创新点。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把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中。”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大学的老校长钱伟长便提出了教学与科研不能分家的观点。他认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涉及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开拓能力的人才，在高等学校中，需要拆除教育和科研的高墙，不教课的教师并非教师，不搞科研的教师无法称为好教师。

　　何鸣生是天津一所985名牌大学的老师，2003年开始高校教师的职业生涯。他回忆，自己入职时的整体学术环境仍较为宽松，能够将教学的重要性排在科研之前。

　　但如今，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高校不断追求学术的国际化。科研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学则不得不退居其次。何鸣生的老师一辈将论文发表看作学术研究水到渠成的结果，“但现在的学术管理机制要求教师必须发表某种等级的论文，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把教学放在首位。”他说。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处境不同，科研与教学的矛盾更多集中于研究型定位的一流大学中。

　　魏灵是北京一所二本院校的老师，作为非985、非211、非双一流的四非高校，该学校定位为教学型高校。没有重点高校声名和资源的同时，也没有了科研的过重压力。“我们每年有基础的科研任务，但并没有像一些大学，一定要发高等级期刊。虽然科研处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期望，发C刊的话学校会有奖励。但我们学校每个老师都有很多的授课任务量，况且也不图那点钱，教学仍然是工作重心。”

　　相比而言，在985、211一类的重点大学中，科研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教学和科研本质上并不对立，也应当是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但是在科研考核压力大的现实情况下，人的精力又有限，大家只能二选一。”谭英说。

　　青年教师作为大学学术人员的主体，同时身处学术宝塔的底端，科研与教学的张力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更为凸显。谭英观察身边的青年教师，对教学缺乏积极性是普遍的现象。教学更多是为了完成基本任务，极少具有创新性。

　　何鸣生认为，老师在科研和教学花费的精力不同，完成教学基础指标很容易，但把课讲好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有的老师可能会为了做好科研，减少备课的时间。

　　价值重估时代，高校教师的晋升取决于科研成果相关的各类数据，包括专著、论文与项目数量，论文发表期刊的等级、引用和转载次数等。

　　谭英所在高校的职称晋升评审中，科研与教学能力是两大标准，但科研指标的权重远大于教学指标。“在学校公开的职称评审要求里，由讲师升副高的线篇核心期刊论文。教学量要求是每学年108节，但这只是作为基本门槛，最后比拼的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篇数。”

　　而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饱和以及科研者整体竞争实力的提升，使得科研论文发表的规格和数量都节节高升。尽管公开的评审要求里是不少于2篇，但每年谭英的学院职称申请人数多，实力也都很强，最终能够评上副高的老师，至少都手握8篇核心期刊论文。

　　申请课题和项目基金挤占了普通教师大量的时间。今年，何鸣生为了准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资料，只在春节前后有过短暂的休息。对于理工科院校的教师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是一年一度的盛世，从前一年的12月开始，老师们的各项申报准备工作就要开始推进。“大家都觉得我们有寒暑假很舒服，但其实除了教学外还有各种事情需要处理，假期也难得休息。”何鸣生说。

　　教学报酬体系的不足，也让高校教师在科研与教学之间面临着一场职业价值与物质利益的博弈。

　　谭英记得，2012年刚刚踏上讲坛时，一节45分钟的课程，教师能获得的报酬只有几十元。按层级划分，讲师一节课45元，副教授65元，教授80元左右。在现在物价水平的基础上，对于教师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老师上一节课需要有3－4个小时的备课，最后只有几十块的报酬，和广东的工厂里工人晚上加班的工资相差不多。大家都觉得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除了利益捆绑外，在科研为王的大潮之下，教师往往难以超脱其外，缺少自由选择的余地。“一些学校要求老师非升即走，比如入职五年内没有晋升为副高级别就要离职。我们学校每年也都强制要求老师申请国家课题，否则的话会扣工资，之后的科研道路和绩效都会受到影响。”谭英告诉记者。

　　马君认为，学校重视科研也受高校间竞争的大环境影响。科研实力的提升有利于高校在一流大学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比如更多社会捐助、政府拨款以及更好的生源等。

　　高校将追逐世界一流的竞争压力向下传导给教师群体，而在考评教师的过程中，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指标，实际上也由教学和科研的自身性质所决定。

　　中国农业大学人事处杨家福老师分析，教学效果的测度要难于科研，出于考核成本的考虑，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投入大都重视科研而荒于教学。“教学能力很难衡量，科研成果的考核则立竿见影。可以看一下国际上公认的高校排名榜，基本都是以科研成果为评估指标。”

　　ESI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2001年推出的一款科学评价产品，用于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的趋势。它通过对SCIE、SSCI库中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分别排出居世界前1%的研究机构。

　　2017年10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有42所高校获评一流大学，95所高校获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教育部评估过程中，ESI数据是重要的参考依据。越来越多的大学把进入ESI全球前1%的学科数量定为发展目标之一。“现在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以科研成果为主，发多少文章、拿多少经费、申请多少项目可以量化，但教学质量在总体上很难量化。”马君表示。

　　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实处境下，高校在思考一流的本科教育何以实现的问题，并试图走出科研与教学脱节的困境。

　　2016年，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师德为先、教学为要、科研为基、发展为本”，并试图通过改革教师考核评价机制的方式清除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弊病。

　　在今年6月底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新闻发布会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未来教师晋升实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

　　加大教学要求与职称晋升的捆绑力度能否改变困局？马君认为，在加大教学考核权重的基础上，还应当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教学水平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能否用量化的方式来评估教学质量？这都是未来弥合教学和科研脱节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评价老师教学质量方面，学生评教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何鸣生所在的学校都会要求学生对老师进行匿名打分，对老师一学期的教学情况进行反馈。“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对教学进行量化考核可以保证公平，也可以减少考核成本。但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应该单纯用量化指标来考核。”他表示。

　　马君也认为，这种评价指标的信度和效度存疑。“学生打分存在主观性。比如在就业压力大的现实下，学生希望老师教学更加宽松。如果一些老师对学生态度软化，即使知识结构老化、教学水平有限，可能也会得很高的分数。”

　　另一方面，一些高校试图从多元化的教师管理机制中寻求突破。2014年，浙江大学印发《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实施意见》。学校设置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等教师岗位。之后，又有许多高校跟进推行。

　　“教学型教师不考核科研，教学科研型教师既考核教学也考核科研，科研型教师则只考核科研成绩。这种分类管理方法是为了给教学型的教师一条上升的通道。”杨家福解释。

　　但谭军发现，多元的管理方式建立后，院系中想推掉教学工作、专注科研的老师不在少数。“一个老师边教书边做科研，另一个老师专心做科研，两人对比，3－5年后，后者的科研产出明显比前者更多，积累的学术资源也会更多。从长远的职业发展前景来看，做研究的重要性还是大于教学。”

　　马君则担心，过度批评科研评价机制可能存在潜在的弊端。“对那些以重视教学为名而忽视科研的论调也要保持警惕，大学教师不同于中学教师，需要有知识创新的能力。即使是教学型教授，也应该有一定的科研基础。”

　　谭军曾与一所地方教学型高校的教师有过交流。其中一个院系，每个年级有90多个学生，共计将近400名学生，却只有7名专职教师。“那里的很多老师和我抱怨，所有的时间都被安排在了教学上，而不能用于科研，常年没有学术作品的产出，现在都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只做教学其实反过来会制约教师群体的发展。”而反之，如果没有对科研指标的强调，学校可能也没有办法在双一流行列里占据一席之地。”米乐 M6米乐